2024年初，加拿大联邦政府祭出国际学生签证限额政策，犹如一颗重磅炸弹，引发全国高校连锁反应。一年过去，财政赤字、裁员潮、课程停摆已成普遍现象。如今，移民部长放出“可能调整限额”的信号，给教育行业带来一丝喘息的希望。
但问题是，留学生数量已经大跌、学费收入锐减，加拿大高等教育系统能否等到“政策松动”那一天？各方正密切关注这场政策博弈的下一步走向。
高校亏损、裁员、砍课齐上阵
2024年，加拿大联邦政府祭出重磅政策，设定43.7万个国际学生签证上限，较此前削减约40%。这项举措本意是缓解住房紧张、遏制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职业学院乱象，但“药效”刚下去，副作用却先爆发了。
自政策实施以来，全国已有8,260个教育相关岗位被砍掉，近600个课程项目被暂停，一线高校更是接连传来裁员、冻结招聘、削减服务的消息。
- Centennial College裁员750人；
- Sheridan College裁掉656人；
- 康考迪亚大学裁撤200个职位；
- 麦吉尔大学缩减401个岗位。
不只是岗位缩水，学生也跟着“缩水体验”：图书馆开放时间变短、学术支持服务缩水、宿舍建设计划被迫搁置，甚至部分校园直接关闭。教育顾问肯·斯蒂尔指出，2024年全国教育系统将因此损失高达27亿加元。
面对愈演愈烈的“财政危机”，高校叫苦不迭。加拿大大学高度依赖国际学生缴纳的高额学费作为生存之本，这一点并非秘密。
数据显示，国际生的学费通常是本地生的三至七倍，个别高校甚至靠留学生维持一半以上的预算。比如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（UBC），国际本科生一年学费高达47,000加元，而本地生仅为5,900加元。
这场风暴之下，安大略省“受灾”最为严重，不仅教育岗位流失集中于此，省内大学还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内亏损高达6亿加元。
联邦和省府互踢皮球
面对质疑，联邦移民部长马克·米勒一方面承认限额是为了解决“过热”的移民系统，同时打击不合规的学院，但他也撇清责任：“大学对国际学生收取高额学费，不是我们联邦政府决定的。”
另一边，移民、难民及公民事务部长莉娜·梅特利奇·迪亚布虽然语气软化，表示将“重新评估”限额政策，但其发言人立马补充：“教育属于省级职责，资金问题应由各省承担。”
不过为了“救场”，省政府确实有所动作：
- 卑诗省在 2024-2025 财年提高高校预算 24%，达到 31.2 亿加元；
- 安大略省推出 9.03 亿加元三年期“可持续发展基金”。
但问题是，这笔钱能不能真正补上“国际学费”的缺口？
数据显示，仅印度留学生缴纳的学费金额就高于安省全部高校资助额度。
而在学费政策方面，加拿大多省还对本地学生的学费实施冻结，这就让高校陷入“内无提升、外无增长”的尴尬处境。
留学限额是否该“松绑”？
一项“初衷良好”的政策，为何变成一场全国性风暴？
原因并不复杂。留学生群体被视作经济贡献者，却在住房危机、教育负担等问题中被当成“替罪羊”。而高校，则在多年政策引导下，早已形成了严重依赖国际学费的“商业模式”。
教育专家肯·斯蒂尔建议，既然政策目标（削减留学与临时工签数量）已基本达成，政府现在可以“刹车”了。他指出，多伦多等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松动，完全可以适当放宽签证限额，为高校留一线生机。
从国家整体来看，加拿大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——特朗普重返美国政坛、加美贸易再现紧张，加拿大本土失业率已升至7%，是近十年来的最高点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连政府自己也要考虑如何保住“饭碗”，高校这边自然也不能再被边缘化。
然而，解决方案并不只是“放松限额”那么简单。
米勒部长点出一个关键问题：加拿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不能再靠“割留学生韭菜”来维持生计。高校也该反思：除了靠外来收入，有没有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？
换句话说，限制不是终点，改革才是。
未来要做的不仅是“给高校输血”，而是重新设定一套健康的教育财政模式——合理调配本地学生与国际学生比例，提升教学质量，摆脱“过度商业化”的运行逻辑。
否则，这场危机可能只是开端。
留学政策调整对教育行业影响
加拿大留学限额政策，让人看清了高校对国际学生的高度依赖，也暴露了教育系统财政模式的脆弱性。
目前，虽然政策“可能松动”的信号出现了，但从财务亏损到师资流失再到学生体验下降，这些“次生灾害”还将持续影响未来几年。
对于留学生来说，如果加拿大能真正走向教育系统的财政健康，或许留学之路也能走得更远、更稳。